联博接口:何欢欢:“不易”之译,道安有“道”

admin 4个月前 (06-27) 社会 39 0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船山彻在其文集《佛典若何汉译》中,单设了一节来讨论汉传释教奠基人释道安(312-385)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仏典はどう汉訳されたのか』,岩波书店,2017年第7刷[2013年初版],115-119页)。

船山彻文集

“五失本三不易”是个千年迈题,远如东晋僧叡、南朝僧祐、隋代彦琮等高僧,近至梁启超、吕澂、汤用彤、钱锺书、季羡林等大德,并及现代诸多学人信士,或独辟专章,或于史旁论,可谓中国释教史和翻译史上最为人熟知的一个理论。船山先生的叙述本也乏善可陈,但后半段谈及“三不易”时,他着重先容了著名中国释教史学者横超慧日(1906-1996)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易”字应明白为“改易”“变易”——推翻了中日两国先贤时俊皆读为“容易”的传统训释。

没想到早成定论的“三不易”竟可以云云“一念(读法)之差”得出全然差别的明白,颇受启发!同时,对船山文中的模棱两可之处亦多有疑惑,于是兴味盎然地翻查了两岸学界的研究。相关功效之多超乎意料,尤其是翻译学和文学领域的讨论远丰于佛学界。更让人惊喜的是,北师大王向远教授独创新颖的论文《“不易”并非“不容易”——对释道安“三不易”的误释及其辨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四期,41-51页)提出了与横超之说大要相同的看法,未谈及任何日文研究。此外,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余淑慧博士于2013年提交的学位论文《释教译场与译论的天生与转变》中有关道安译论的部门,资料搜罗详尽、剖析鞭辟入里,但也未关注到日本学界的主要动态,没有讨论“易”的差别释读。职是之故,乃觉有需要概略先容横超慧日的研究,并借此向船山彻和王向远两位先生讨教几个问题

一、“不容易”:胡梵译汉的三大难题

先简朴回首中国学界对“三不易”的传统注释。讨论最多的文献是道安为《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撰写的序文,即《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下文简称《抄序》)。译本早已佚失,只留下道安的序文,收于僧祐撰《出三藏记集》。该经的原本是车师前国(今吐鲁番一带)国师献给苻坚的贡品《大品般若》,又称“胡大品”,可能用西域文字而非梵文写成。深研般若头脑的道何在七十岁时拿到这部经,欣喜万分,但不通胡语梵文,只好请昙摩鞞执本、佛护主译、慧进笔受,自己则以译场主持的身份负担了证义和校订等事情。稀奇需要注重的是,道安团队并非一样平时所谓翻译原典,而是相当于现在常说的“编译”或“摘译”(抄译),即对照着同为般若经的《放光》和《光赞》的汉译本,不翻相同、只译罅漏,在无法判断前译是否准确时则注明差别,云云获得译经共四卷,译注另成一卷,合计五卷。换言之,这一翻译是对《放光》《光赞》两经的补译与校释,故名为“经抄”而不是通例全译之“经”。道何在先容了这一特殊的翻译方式和操作历程后,提出了“五失本”与“三不易”。

这里暂不讨论“五失本”(五种丢失原本/旨的情形),限于篇幅从略,感兴趣者可在各电子版大藏经和研究论著中找到相关内容。“三不易”的原文如下:

然般若经(这里只举它为例),三达之心(佛之三明),覆面(指佛“舌出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贤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指第一次结集),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五百罗汉)迭察迭书(相互审查,相互校写),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今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彦琮引文作“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出三藏记集》,《大正藏》第五十五卷,52页下;括号内文均录自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齐鲁书社,1996年,2529页)

吕澂先生对这段话作了精当的白话注释,是传统释读法的代表,兹录于下,便于对照后文先容的横超之说:

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形是:第一,经籍本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差别,要使古俗适合今时,很不容易;第二,要把圣智所说的微言深义传给凡愚的人明白,时间距离又这么远,这也不容易;第三,那时编经的人都是大智有神通的,现在却要一样平时平凡人来传译,这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详梵典之难易(三不易),论译人之得失(五失本),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同上书,2529-2530页)

最后这句笔者加了下划线的引文是彦琮撰《辨证论》中对道安的评价,吕澂先生用括号划分加上了“三不易”和“五失本”的按语,显然是援引彦琮的“难易”释“易”、“得失”解“失”,即是对其前文解读的一种佐证。

凭据吕澂先生的读法,“五失本”是译经的错误,应该只管制止;“三不易”是译经的难题,需要起劲战胜;这两条都可视作译经的指导原则和态度方式。此外,翻译学领域的研究更多地连系国内外译学头脑,探讨其中的细节问题,好比,所谓“本”是指文本形式照样义理旨趣,道安的翻译标准是直译照样意译,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若何等等,含摄句法、文体、文化、受众、主体性等等现现代理论的诸多要素。

二、“稳定易”:不能改经的三大缘故原由

不仅中国,横超慧日之前的日本学界也都读为“不容易”“难题”,好比《望月释教大辞典》,而织田得能的《释教大辞典》甚至直接改为“五失三难”。

船山先生在前述书中指出,横超慧日于1958年出书的专著《中国释教之研究》(『中国仏教の研究』,法藏馆)有一章《中国释教初期的翻译论》,其中首次提出“易”应明白为“改易”“变易”,“三不易”即“三种不改易”。现实上,横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已说明关于道安的部门首发于1957年的《印度学释教学研究》,题为《释道安的翻译论》(《釈道安の翻訳论》,“印度学释教学论文数据库”https://www.inbuds.net/schi/可免费下载;该文末还提到了《中国释教初期的翻译论》一文,主要讲道安以前的翻译论,最早刊载于《山口博士还历纪念:印度学释教学论丛》,法藏馆,1955年),此文未见于船山书中所列“参考文献”。笔者核对了横超两文,只有首尾个体无关要旨的表述略有差别。船山先生向来以严谨著称,这一小误差让我颇为意外。

《释道安的翻译论》一文,横超先生连系道安的生平履历与所撰经序,论述了以“五失本三不易”为焦点的翻译观,囿于《印度学释教学研究》的期刊属性和篇幅,没有大段引用原文,而是直接给出了日文释读。有幸的是,在《“不易”并非“不容易”》的第二部门“‘五失本、三不易’的形成轨迹”中,王向远教授引用了所有相同质料,即除了前述《抄序》以外的四部主要经序:《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道行经序》《比丘大戒序》《鞞婆沙序》。以是,感兴趣者若从“知网”下载王教授论文,亦可充实领会到横超先生的大部门论证历程与结论,免于阅读六十多年前的艰涩日文。需要注重的是,两篇文章有几点主要差别:(一)王教授以撰写时间顺排列各经序,不如横超先生连系道安生平史料的文脉来得更有叙事感和说服力;(二)王教授把“不易”释为“稳定”的同时,又凭据“易”可作“容易”解,把“三不易”总结为“勿容易以古适今、勿容易以浅代深、勿容易臆度原典”,“可视为翻译的‘三戒’”(后文将与王教授商讨“容易”这一读法);横超先生只有“稳定易(不改易)”一种释读,并说“三不易”是“诫”;(三)王教授文章第三部门论述的梁启超、吕澂、方广锠、陈福康、马祖毅、王宏印等诸多中国近现代佛学与译学界的“误释、误解”及其“辨证”等内容,在横超先生的论文中是全然没有的。

发表于1983年的《关于释教经典汉译的诸问题》一文中,横超先生精炼地归纳综合了他对“三不易”的明白,以是船山书中引用的也是这后出的总结性陈述,而非1957年的专论。

第一,般若经是佛所说,圣者一定思量时间而说,故称习俗随着时代有变就要把基于雅古的说法改变为当今的风俗,这是不成立的。第二,贤人和凡人始终有距离,因此要把上古的玄妙教说适合于末世当今,云云随意之事是不被允许的。第三,与世尊无距离的佛门生阿难和迦叶在结集时无过错地兢业郑重完成其事,而在去佛千年的现在,生死凡愚之人若对经典坦然加以取舍的话,就是无法无礼、言语道断。以上三点都是对圣典的极尽虔敬之说,明白了这一意思就不得不说经典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变。(横超慧日,「仏教経典の汉訳に関する诸问题」,『东瀛学术研究』22-2,第9-10页。船山,同上书,第118-119页,但未引最末句“以上三点都是对圣典的极尽虔敬之说,明白了这一意思就不得不说经典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变。”)

《释道安的翻译论》中另有几处论证值得一提,“易”原本就有两种差别的读音与意思,即窴韵的“不难”和陌韵的“改易”——“不易”的日语音读“フイ”(fu i)意为“不容易”,训读“フエキ”(fu eki)则是“不改易”;而作为驳倒“不易”读为“不容易”的理由,横超先生反问:没有能够战胜三大难题的人就不能能有翻译,那么所列三条又是谁人能战胜得了呢?然而,从“稳定易”(经典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改变)似乎更容易推导出“翻译不能能”。也许正由于两种说法都并非圆满,船山先生说:“厥后,日本的研究者大多或追随横超,或不作最终判断。”(同上书,118页)

不管在佛学界照样翻译界,汉语学者往往由于“阅读习惯”忽略了多义字的非习用意思,尤其在处置并不熟悉的古汉语时经常凭据现代语感“一锤定音”。母语惯性导致的群体性“误读”,恰恰由无语感滋扰的外语学者发生“异读”。“异读”常生新解、诱导新论。以是,在语文学研究领域,母语者并纷歧定比外语者更善于“阅读”与“明白”,反而是善于对照差别语言的外语者容易得出具有启发性的读法。固然,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即接纳语文学为研究方式的学者一样平时都掌握多门外语,而且具有优越的语言实操履历,以横超慧日为典型的那一代日本学者皆足垂范。

三、与船山彻和王向远两位教授商讨

《佛典若何汉译》一书也先容了“不容易”的读法。船山先生的“结论”是:“‘不易’应明白为不容易照样不能改变,这里不做结论,但无论若何三不易的要害都在于应该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印度原典,这是明确的。也就是,三不易与重视原典的倾向和文质争论中‘质’的取向有关。”(同上书,119页)

在笔者看来,“不容易”和“稳定易”是两种完全差别的解读,对应迥异的头脑:以“不容易”读,翻梵为汉只管有五种丢失原本、三种难题情形,但翻译依旧是可能的,且要起劲为之,伟大的译师就是能战胜“三不易”者;以“稳定易”解,则是“翻译不能能”,宗教经典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决议了“不能译”,再伟大的译师也不得不放弃这种徒劳。船山先生在书中表示自己并非专门研究道安,而专家们对“五失本三不易”也持差别看法。那么,能在论著中适可而止地引介前贤专家的看法也堪称专业而规范的研究。

虽然参考并引用了横超慧日的读法,但船山先生并没有一同细思道安翻译观的内在,而是和绝大多数平时研究一样,停留在形貌“若何译”的层面,没有思量“为何译”。笔者虽然差别意“变易”之说(下详),但十分赞赏横超先生写于《释道安的翻译论》文末的话:“诚然,‘五失本三不易’不是翻译手艺的问题,而是菩提心、求道心的问题。”(457页)遗憾的是,横超先生只一句话提点了道安谈翻译的真正念头,没有把话说透,或者是出于语文学者的审慎而没有有意说破。固然,正是这种“守旧”,给后人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实验清晰地出现“三不易”的言外之意。

简要来说,把“五失本三不易”看成翻译理论问题来处置,无可厚非,《抄序》中两段话的字面意思确实云云,而且用现代译学方式剖析后得出的种种解读也都能自作掩饰。需要弥补的是,作为不通梵文胡语的义学僧而非译师,道安本意或许不在提出翻译的原则、技巧等理论问题,而是为了说明甚至强调自己所做之注经、证义等的合法性和需要性,隐含着对“印度原典至上主义”和“外来梵僧第一主义”的挑战,旨在提高汉僧修习弘法的自主性与权威性,是一种自觉的“汉化(中国化)”。有此意识与行动才开显出了真正的“汉语佛学”,故可称道安为“汉传释教”的主要开创者。从这一角度解读道安之“翻译头脑”主要依据以下五点考量:

第一,道安对汉译佛典和译师的总体态度。长期以来学者们无法就道安的翻译理论取得一致意见,各执一词的缘故原由主要是二十余篇经序中对译本和译法等有着频频纷歧的批驳之词。然总体观之,可以说只要能译出经典,文质和繁简都不是问题。如早期的《道地经序》中,道安评价安世高的翻译“或变质从文,或因质不饰,皇矣世高,审得厥旨”,看似一种赞美译者能凭据情形天真选择“质”(直译)或“文”(意译)的翻译学说,现实上却是任何履历厚实的读者都可能发生的“读后感”,读者文化水平、学术修养越高,对译本的类似评价就越准确。又凭据《比丘大戒序》等纪录,道何在与笔受慧常、秘书郎赵政等讨论翻译时,并不固执己见,很可能是由于“笃好经典,旨在宣法”(《高僧传》),译本的文字表现形式从来就不是基本目的。这从道安看待译者的态度也可见一斑,《抄序》中说完“三不易”就接着讲:“正当以不开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大匠之得失乎?”翻译是为了不懂外语者明白佛法,怎么还能嫌弃译师的得失呢!?作为虔敬的释教徒,道安深知没有翻译就无从听闻佛说,因此,不论若何都应该对历代译经者(绝大多数为外国人)充满感谢与宽容,而不是苛责译本的优劣。

第二,不译而注的需要性。约与《道地经序》同时期的《大十二门经序》中有言“然世凌驾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今为略注,继前人之末,非敢乱朱,冀有以寤焉。”道何在这里解释,纵使忠实于原本且“传可(适合)众心”(《抄序》)的安世高译作,也可能由于时间急急等而有难明之处,以是现在要为前译(安世高早道安约二百年)经文作注,希望能启人觉悟。言辞谦逊,但表意甚明。撒播下来的道安注经虽不多,但凭据《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史料可知道安曾撰写了不少注释性、研究性的论著。因此,与其从译学的角度看上述几篇经序而纠结于道安的“文质”取向,毋宁说释法师(道安首倡释教僧侣以“释”为姓,故文献中常称其为“释法师”)是在为自己撰写经注做辩护——仅靠译典无法真正明白奥义,汉人还需通过注释解经来学修佛法、直抵圣境。

第三,不译而注的可行性。释教传入汉地至道安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胡梵译汉与注经讲法都积累了不少履历。道安六十七岁时由苻坚迎至长安译场,此前几乎没有直接接触过梵文翻译,而是以“合本”(会译)的方式研读佛典,即对照几种差别的译本或异文,从对照阅读中得出更准确的经义。纵然在缺乏胡梵原本的情形下,博学多识的道安也能从汉译本中挖掘出隐藏着的甚至被译失了的原典信息;而且,作为“外涉群书,善为文章”(《出三藏记集》)的传统文人,亦能依附自己的超常智慧和修行证悟给译本加上典雅隽永、适合儒道玄学人士的注释解说。拿到《大品般若》后,道安组织醒目外语的胡汉僧人接纳对照编译而不是一样平时翻译的做法,正体现了他重视原典但不盲从的姿态,以及对自己的慧解证悟与弘传之法的极大信心。

第四,不译而注的合法性。从最终意义看,佛说“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语言文字都是假名施设,并非所应追求的真实,明白教义不必依赖特定的译师和经典。从实践角度讲,古代译场中,除了梵僧或胡人主译外(署名的译者),另有多由汉人担任的笔受、证义、校对、润文等种种分工,缺一不能。尤其在主译不完全掌握汉语、译经尚不成熟的早期,作为“配角”的汉人往往决议了译本的最终形态和质量。道安一生最后七年在长安译场行使自己掌握的佛学知识(尤精禅法与般若),审查译文与注释是否相符教义,即“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宋高僧传》)。这种证义与校订的事情不需要醒目梵语,但需要优越的汉语修养和厚实的佛典阅读、对勘研究、禅修实证等履历,非道安这样的义学高僧所不能胜任。

第五,不译而注的历史影响。道安圆寂十余年后,大译师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恨不及见,然而“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当鸠罗摩什读到道安高徒慧远写的《法性论》时,不禁赞叹:“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高僧传》)身处偏远地方的汉人,还没接触到佛经就已经默契佛理,真是巧妙啊!而追随慧远学习多年的道生厥后“孤明先发”地提出“一阐提成佛”之说,使得“顽石点头”。门生们善于从现有译典推理出新知,多得益于师父的教训与熏陶。道安看待佛经虽虔信但不愚忠的态度,为汉传释教开创了一个尊尚原典但不独崇译本的优异传统,对厥后形成“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立六祖惠能之说为“经”(《坛经》是唯一一部汉人撰写的“经”,其他所有“经”皆为翻译而来的佛说)等等都具有主要的意义,其自力之精神亦共通于法显、玄奘等利根猛器者不满足于前译本而直取西天之经。

云云一来,“三不易”之“易”似乎应读为“容易”,即翻译的三种难题,再加上五种缺陷(五失本),一定要求读经者有自己的思索与看法。换言之,由翻译导致的种种问题与遗憾,不会故障道安、慧远、道生、惠能等汉人通过悟解与修行直达佛陀本意,并传之久远,所谓“拈花微笑”是也。与此相反,若是凭据横超先生所倡“稳定易”来读,佛典翻译就成了不能能之事,不通梵语者也就无法听闻佛说,这绝不是一心修学弘法之释道安想要表达的意思。

最后,讨教王向远教授的问题是,若何明白在“稳定易”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容易”?如其摘要说:“不易”之“易”宜作“容易”解,“不易”宜作“稳定”解。“不易”并非“不容易”,而是稳定、“不容易”或“勿容易”之谓。“三不易”是为了规避“五失本”而对译者提出的三条“勿容易而为”,概言之:勿容易以古适今、勿容易以浅代深,勿容易臆度原典。 (同上文,41页)这里的“容易”应是副词用法,“不容易”“勿容易”是其否认式,用来修饰动词“改变”(“以古适今”等三词亦是动词性短语),这一“容易”与作为动词的“变易”完全差别。而“容易”作形容词时意为“轻松容易”,显然与问题“不易”并非“不容易”相矛盾。王教授文中又说:

道安提出的“三不易”,在句法结构上都有一个特点,都是一个复句,而且是转折句,以转折词“而 ”或“乃”将句子分为前后两个分句。前句为“正”句,说的是“稳定”或“不能变”的,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后一个分句是“反”句,说的是不能“容易”、“轻率”而为的,是否认意义上的。 (同上文,46页)

以第二个“不易”为例,王教授的具体剖析为:

“二不易”——“愚智天隔,贤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我们若把“不易”作为“稳定”来明白,就是说“愚智天隔,贤人叵阶”这事,是稳定的、不能改变的;若把“易”做“容易”、“轻率”解,就是说“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这种事“不能容易而为”。 (同上文,46页)

恕笔者愚钝,着实无法明白若何把道安原文句末的一个“不易”同时注释为“稳定”和“不容易”两种意思,并分配给所谓的前后两个分句。一样平时来说,“稳定易”是不能变,而“不容易”“勿容易”现实都是慎重地可变,甚至可以简朴对应“可译”与“不能译”两种截然差别的翻译观。

毋宁说,道安之“不易”,并非真不易,而是借此名言,旨在自主“汉化”、启发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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